
瓦罐终将碎于井边,将军难免殒命沙场。这句古老的谚语道出了军人命运的必然归宿。据说,作为一名将军,在最后一次战斗中饮弹而亡,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然而,就连战功赫赫的巴顿将军都未能实现这个愿望,更遑论那些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将领了。
在热播剧《特赦1959》中出现的功德林战犯们,大多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。剧中化名为刘安国、叶立三、蔡守元、陈瑞章的人物,熟悉历史的观众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对应的真实人物。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后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、游击司令沈醉中将在其回忆录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记载:郑庭笈曾告诉我,这一百多位被关押的将军中,除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外,还有来自东北讲武堂、云南讲武堂的精英,更有留学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军事强国的海归将才。
经过思想改造,这些将领都获得了新生。其中不少人特赦后担任了文史专员或政协委员。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闻讯后,气得用拐杖直敲地面,用浓重的奉化口音怒骂:这么多高级将领,竟无一人以死殉国!老蒋的咒骂实在不堪入耳,这里不便详述。但从他的暴怒中,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:在功德林关押的这批将领中,不乏曾经统率十余万大军的兵团司令。比如第三兵团司令张淦、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、第八兵团司令汤尧、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、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、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、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等。难怪王耀武感叹,即便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,也难得见到如此多的兵团司令齐聚一堂。
展开剩余78%不过王耀武也没资格嘲笑这些同僚。他和王陵基、杜聿明、康泽等人的军衔比兵团司令还要高,最终不也沦为阶下囚?虽然汤尧、宋希濂、张淦、廖耀湘等人除兵团司令外还兼任其他要职,但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那些统兵十万以上的兵团司令。为了更全面地探讨这个话题,我们还要将未能进入功德林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、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纳入讨论范围。将这四位将领——两位战死沙场,两位被俘生还——放在一起比较,观察他们在生死关头的抉择与表现。细细分析就会发现,这四位司令给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。至于哪种选择更符合军人标准,就有待读者评判了。
在淮海战役中,第一个阵亡的国民党中将就是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是唯一一个举枪自尽的兵团司令。虽然第七兵团全军覆没,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未能逃脱。据文强(剧中刘安国的原型,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)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:碾庄圩的枪炮声渐渐平息,我们意识到黄百韬的十几万大军已经溃败。次日,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突围而出,他带来了黄百韬自杀的消息。
陈士章不仅逃出了碾庄圩,还成功脱身于陈官庄包围圈,最终在福建永春被俘。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移居美国的他,在回忆录《黄伯韬的起家与败亡》、《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》中详细记录了黄百韬生命的最后时刻。据陈士章回忆,黄百韬本有机会逃生,但他选择了死亡:横竖都是完蛋,突围又有什么意义?难道要让邱清泉看我的狼狈相取乐吗?不如在这里拼死一战,至少死得其所......也让黄埔同窗们看看,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为私利勾心斗角。
在饮弹自尽前,黄百韬对自己指挥失误导致十二万大军覆没深感懊悔:我为何如此愚蠢,要在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两天?既然决定等待,为何不在运河上架设浮桥?与其他试图化装潜逃的国民党将领不同,黄百韬没有选择苟且偷生。成功逃脱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向杜聿明报告:当时黄百韬、陈士章、刘镇湘等人见大势已去,决定分头突围。黄司令突出重围后,在一处草棚附近只剩下我们两人。眼见四面楚歌,无路可逃,他先举枪自尽但未致命,是我补了最后一枪。
杨廷宴能够逃脱的事实证明,黄百韬本也有生还机会。被俘的总统府少将参军、战地视察官李以劻(1960年特赦)在《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》中回忆,当时的黄百韬已经万念俱灰。他在午夜对李以劻留下遗言:国防部朝令夕改,处处被动,真是将帅无能,累死三军。此战若败,一切都完了。国事重于千钧,个人生死轻如鸿毛。我决不苟且偷生,请务必转达我的遗言!
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死后,本应救援却按兵不动的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也命丧黄泉。据目击者描述,邱清泉并非战死,而是在仓皇逃命时被乱枪击毙。刘峙和杜聿明曾命令邱清泉和李弥救援黄百韬,但二人互相推诿,连蒋介石亲自下令也置若罔闻。此事在《李宗仁回忆录》和《文强口述自传》中均有详述,在此不再赘述。我们更关注的是邱清泉生命最后时刻的狼狈相。
第二兵团政工处上校处长黎宗铭在《穷途末路的邱清泉》中揭露,邱清泉将随军的两百多名海州东海师范学生强行编入勤务营,女生则被安排到军医院充当护士,实际上经常被派往部队慰问演出。邱清泉本人终日酗酒,通宵达旦地举办舞会。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李汉萍在《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》中证实,邱清泉在被击毙前已经精神失常:突出陈庄后,邱清泉就神志不清了,时而向东,时而向西,大喊大叫,神色慌张地四处乱窜。直到十日清晨,他仍在张庙堂阵地附近徘徊,最终命丧战场。
邱清泉为保存实力而坐视黄百韬兵团覆灭,不知九泉之下,他将如何面对黄百韬。与这两位战死的司令不同,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,竟还有心情取笑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。在《特赦1959》中,黄维设套让宋希濂背诵十四万人齐解甲,更无一个是男儿,暗讽宋希濂的十四兵团败得可笑。但细究战史和相关回忆录就会发现,黄维根本没资格嘲笑宋希濂。事实恰恰相反:宋希濂被俘前已准备自尽,而黄维为了逃命,竟驾驶坦克冲垮了自家十二兵团十八军杨伯涛布置的汽车防线,且逃跑时都未通知杨伯涛和第十军军长覃道善。
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提到,黄维被俘时其实相当顺从,他的倔强表现是在确定自己不会被枪决后才逐渐显露的。黄百韬选择自尽,邱清泉精神崩溃,黄维仓皇逃窜,宋希濂的自尽被阻止——这四位兵团司令在各自十余万大军覆灭之际,做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选择:壮烈自戕、疯狂逃命、束手就擒。
值得一提的是,非蒋介石嫡系的黄百韬死后,仅获得十万金圆券的抚恤金。要知道,1949年6月时,一石大米的价格已飙升至4.4亿金圆券。相比之下,1959年获特赦的宋希濂和1975年获特赦的黄维,后来都担任了文史专员。据沈醉回忆,他们都享受司局级待遇,分配了住房,月薪可购上千斤大米。值得一提的是,黄维和杜聿明被俘时都身患多种结核病,最终是在功德林用从香港进口的特效药治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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